刑诉法老师用了一个词——“巧妙”
，他说倒不是讲有什么阴谋，而是余祥林案因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己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冤假错案，没有任何推诿糊弄的余地，而聂树斌案可就复杂了，根本是一锅浆。
老贺也说聂树斌案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它的复杂不在案情本身，而在利益纠葛。
“当年的主事者，”
她神秘一笑，伸出食指向上捅了捅，“如今国安部一把手，啥情况自己琢磨一下。”
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法哲学、法实践问题，而是一个官本位问题，正是这样的官本位才让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哲学和法实践，总之，老贺说，聂案之惨烈不过是我国司法花絮的冰山一角。
是的，两个活生生的案例像是给诸位老师打了鸡血，搞得他们唾液狂喷，不止在课堂上，连论文项目开个会都未能幸免。
甚至乐队哥几个跑沈艳茹那儿听录音时，她也问了问这个事，简直莫名其妙。
白毛衣说录音还行，混音她可不会，不过有需要的话她可以帮我们找个混音师。
至于有没有需要，我们一时也拿不定丰意。
大波全程塞着耳机，摇头晃脑的，等出了办公室，我一把给他耳机揪了下来。
在我冷峻的目光下，他靠了一声说：“这是他妈的论文素材！”
他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很用功。
于是我就借一只耳朵听了听——kgcrin的《二十一世纪精神病人》。
然而不等走出三角楼，耳畔便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，渐强、反复，尽管配器完全不同。
我以为自己早己忘记，心里却还是咯噔了一下。
三月十二，也就是4月20号，是姥爷生日，以更换二代身份证为名，我回了趟平海。
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不太高兴，至少表现得不太高兴，她说周末派出所又不是没人值班。
我假装没听见。
午饭直接在小礼庄吃，那股闹腾劲儿跟去年大寿比，也没差到哪儿去。
下午醉醺醺地去做了信息采集，前后折腾了一个多钟头，完了给王伟超打了个电话。
晚上呆逼们在柳絮纷飞的平河滩上吃了顿户外烧烤，王伟超主烤，不喝酒是不可能的，虽然母亲叮嘱在先。
到家时得十点过半，母亲在电视柜旁吹头发，见我进来，她只是歪了下脑袋，没吭声。
我叫了声妈，她才转过身来，关了下吹风机，马上又开了——我也说不好，或许只是调了下档。
我问奶奶呢。
“睡了呗，”
她瞅我一眼，“不催你就不知道回来！”
我坐到沙发扶手上，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“你说说你啊，时间还安排得挺满当。”
她把头歪向另一边，接着吹。
我像个大人物那样叹口气。
母亲笑了下，很快又没了音——起码在嗡嗡声中听不见了。
她穿着粉色睡农，香喷喷的，暖风把这种香喷喷无限放大后，吹到了我的脸上。
“我爸呢？”
我靠近母亲，夺过吹风机，“还没回来？”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她挣扎了一下，很快抻着脑袋侧过身去。
我吸了吸鼻了。
不知是酒精还是嗡嗡声让我的脑子有点发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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