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时移势转，南京政府的腐化无能，已经使得华府开明的外交政策参与者相信，蒋先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，不得不见风转舵。

当孙科把内阁搬到广州，司徒雷登大使拒绝迁穗那幕出现的时候，美国发出的外交讯号，已经很明显了，南京失陷，未行撤馆，更多蛛丝马迹可寻。

华府有意，另辟蹊径。

六月二十日，蒋得自东京的情报，盟总打算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，所谓“托管”

是一个幌子，四十年代的联合国，毋非是美国的代名词，那位成天拿着烟斗带着太阳镜的麦克阿瑟，预备自己来管了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外交文件，俗称“白皮书”

，破例提前公布，并加以摘要说明。

美国的目的，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：对内，向人民交待，美国花了如许力气，调停中国的内战，支持南京的蒋政权，导致蒋失败的原因，是蒋政权太腐化，并非杜鲁门政府的过失。

对外，昭告世人，美国已厥尽其盟国的责任，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，但愿中国不要投到苏联的阵容里去，与美国为敌。

假使威胁到亚洲邻国的安全，美国将不坐视。

可是，选择此一时期，预以公布，未免对蒋的颜面太难看，近乎落井下石。

不过，这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外交文件，对蒋有百害却也有一利。

那就是由此领悟到为人驱策的悲哀，益增他抓实力保台湾的决心。

蒋的方针大计，不外乎认为大陆的地盘，虽仍控有西南、西北，终将为共军控制，李宗仁的政治把戏，到时候就会自动落幕收场。

那么他掌握着台湾，中共一时跨海攻台的计划办不到，靠着海龙王的保佑，他尽可重打出政府的旗号来，一则伺机待变，一则和中共顽抗到底。

为了挽救颓势，八月六日，蒋又飞南朝鲜，与李承晚总统，会晤于镇海，求售他的“东亚反共同盟计划”

，借以“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”

。

然而，这个计划最后无疾而终，仅以公报谈话终场。

[3]

外交的困局打不开，还是以守上为要务。

七月十四日，由台飞粤，召开中常会，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，讨论阎锡山所提“扭转时局方案”

，筹划广州的保卫战，和李宗仁会晤。

停留一周，乘华联轮，前往厦门，“召集闽南各军师长以上”

高级将领开会，讨论防卫办法。

八月下旬，再行赴粤，诚信广州的保卫战，为“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”

，“不得不再度前往广州视察”

，事毕，转飞重庆，约见宋希濂，听取其对川、鄂、湘边区军事报告，召见胡宗南，研讨稳定川局办法。

抵达重庆这天，群众欢迎之热情，颇出意料，经国记载：

“上午，父亲进城，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，夹道欢呼，在他们的面容表情上，可以看出亲切和希望。

及至上清寺，民众更挤得水泄不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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